由凯雷入股徐工引发的民族经济主导权之争已白热化。争论虽然在事实层面上有廓清之效，但正在令人担忧地被引导至丧失民族经济主导权、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撩拨人心的敏感话题。波及之广，甚至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近日对凯雷的支持，也以重装备业并购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为辞。
如果这一次讨论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、抵制外资作结，不仅不会提高我们的市场博弈技巧，反而更会让我们偏离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现实背景，令人悲哀。
争论本应指向另一个方向：首先是事实层面。按照商业规则，出价高低、溢价多少、风险几何不难考量，但现在成了一笔糊涂账；其次是制度层面。这些表面风光的国企与保险等机构打包出售自己，恐怕不仅仅因为改制刚性指标的压力，还因为制度惰性、国资流失论等使它们看不到企业更生的力量。至于它们为什么愿意以相对低的价格打发自己，除了资金到位时间以及政策贴水、内涵价值不高等表面理由外，投资者对于主导改制者个人利益的保全不可忽略。
引入外资的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与企业的手上，用怎样的规则引入、提供怎样的竞争平台、怎么样的标书更符合自身利益，一切尽在掌握―――何来中国经济丧失主动权之说！引入外资进行企业改制与技术创新，是中国经济主导者所作出的符合长远发展目标的理性判断，并不是外国枪炮与美元逼迫之下的产物。把一个主要是内部的经济问题视作民族大义的表演场，未免失态。
当然，经济主导权现在没有丧失，不等于将来不会丧失，如果不未雨绸缪，外国投资者会成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与重化企业的所有者，购买中国不是一句空话。
日本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。从明治维新开始，日本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战略是“进口替代”，从纺织品开始，到高端制造业以及重化工业，以“日本产”全面替代“欧美造”，这一过程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告一段落。这一进口替代过程实际上是日本奠定自身产业基础的过程。历届日本政府采取了税收优惠、低息贷款等各种政策扶持本国企业，原因是，“以日本现在的国力，如果不扶持会被欧美企业打败”。但仅有扶持政策是不够的，我们应该看到隐藏在优惠政策背后更重要的另一项基础政策――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。无论是对付经济通胀，还是应付国外企业的竞争，日本企业的制度设置与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均围绕这一中心运作，这才成就了日本工业的辉煌。
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，尽管享尽低息贷款、保留利润、资本市场融资等一切好处，国企低效问题却迟迟无法得到解决。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兵临城下之际的最后一招，无非是借助钟馗打击小鬼的意思，并且依靠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对成本、收益等指标形成硬约束。
但由内部人主导的改制，小鬼可能与收受好处的钟馗联手挤压本土民企的生存空间；在全球货币泛滥、资本大行其道的时代，我们引进的是类似凯雷这样的风险投资基金，包装、转手、套现乃是它们的本行，虽然在包装过程中内在质地有可能有所改善，但这并不是它们的专长。偶一为之尚可，时间长了难免露出马脚。
有人说引进风投正是为了掌握产业主导权，避免出现大权旁落的悲剧，但这种说法忘记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，那是为了企业改制、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啊，而不是为了中国并不怎么缺的钱。
要打破这一两难困境，国企只有两条路：一是顶住压力，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，让那些无关国计民生的、效率不佳的国企尽快找到自己的所有者；如果不肯走这条路，那只有眼睛向外，找到国外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帮助企业走上更新之路。国企改革，两者必选其一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以民族主义为名反对与外资合作的人，往往也以国资流失为名，反对国企产权改革。他们拿不出现实的方案，却沉浸在反对的愉悦之中。笔者此处并不是指三一重工等，这些民企有权不受歧视地参与硝烟四起的国企并购大战。
|
相关文章:
我来点评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