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务部、国资委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、证监会、国家外管局等联合颁布了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》。因广发行(花旗)、徐工(凯雷)等一系列热点并购事件，从而引发的对外资“斩首行动”大规模反思终于告一段落。国家用法令力量教训了泛滥的跨国资本自由主义。实际上，它反映了国家对20多年引资历程的一种重新认识：跨国大资本不仅给中国带来GDP数字增长的建构性力量，而且，跨国大资本也有着异常狡猾的色彩，极力地扩大自己的盈利区间，同时压制竞争和抑制技术向中国的外溢。
此前，我们对外资的认识是，外资带来GDP和就业、新的活力和人力资本的培训，更重要的是，外资带来技术外溢。这是“市场换技术”思维。尤其是当一些跨国资本巨头，例如IT巨头微软、诺基亚；医药巨头丹麦的诺和诺德、瑞士的罗氏制药、英国的葛兰素史克；以及汽车巨头通用、大众、本田等纷纷在中国设立其全球研发中心。这给国人一种错觉，似乎在未来，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技术的接受国，一个幸运的后发优势者，一个全球资本和技术流的宠儿。但现在看来，这种错觉低估了跨国资本的狡诈性。
真实的故事是，跨国资本一直在遵循着一个秘密的原则：(中国)扩大的市场带来利润，但技术转移带来竞争，而竞争会更大程度削减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润，甚至会造成企业的衰落。所以，寻找一种模式：在抑制公司技术外溢的条件下，寻找最佳的市场规模和当地人力资本要素的整合方式。
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赵敏渊从学理上表述了这个故事的逻辑：尽管中国、印度这样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薄弱，但是，跨国资本却非常乐意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资。原因在于，跨国资本利用不同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和专利制度差异进行套利。套利的能力取决于其内部组织形式，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有效降低创新被模仿的可能，达到既享受新兴市场要素的好处，又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可模仿性。
简单的说，由于新兴经济国家有大量廉价的研发人才，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得力，导致本土研发不活跃。而跨国资本则可以利用这些廉价人才。同时，跨国资本找到替代这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有效机制，以确保即使存在创新被新兴国家本土竞争对手模仿的威胁时，公司仍能从研发投资中赢利。结果是，跨国资本永远在品质上高于土著资本。
跨国资本抑制技术外溢的保护机制可以称之为“KFC”(肯德基)方案。KFC的沙拉酱由11种不同的调味材料组成，这些材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但其组合方式是，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混合，然后将混合品在第三个地方进行调配。类似的是制药巨头辉瑞，它雇佣全球科学家，在不同的地域分别属于不同的科研区单位，有点像一个“模板”，然后整合到“程序”里。最后的药物科研测试结果只有金字塔顶端的管理者才知道。即使“模板”里的知识被泄漏了，也不碍事。因为知识像碎片一样被分解了，如何将这些碎片拼凑成一面“镜子”的知识成为“权力等级”最高的知识，它掌握在跨国资本最核心的人群手里。
所以，在增加知识扩散方面的神话被破除了之后，跨国资本已经蜕变为一个不需带有任何心理期待的普通资本。将内外资所得税合并、控制外资的斩首型收购，以及减弱外资引进对于地方官员们为官业绩考核的比重，是应有的结局。但我们也发现，一些跨国小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程度远远大于跨国大资本(例如硅谷带给中国的技术外溢要远远高于通用带来的技术外溢)，这给与我们一项启示，过分热情地引进世界500强(外国资本)也许是不智的。我们应该设计出一些带有市场主义智慧的机制和策略，来破除这些跨国技术所制造的技术抑制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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